拜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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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我们送儿子去旧金山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最后的两天，我是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里消磨时光。

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全称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它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Public Policy Think Tank），由斯坦福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中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后为美国第31任总统）于1919年创建。

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和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现在拥有160万册藏书，6万多个微缩影片文件，4300类约4000万件档案和25000多种期刊，其研究和收藏主要是与“战争、革命与和平”三个主题有关。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历史文献收藏地之一。

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收藏中包括大量中国近代历史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档案基本来自于私人捐赠。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应该是在海内外收藏对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历史名人的私人文件最多的地方。这些名人包括蒋介石，蒋经国，宋子文，陈立夫、陈独秀、胡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史迪威（Joseph Stilwell），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及斯诺夫妇（Edgar/Helen Snow）。

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资料是对大众公开的，任何人只要凭借一个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比如驾照和护照，就可以在档案馆里登记和办理一个阅览证。办理阅览证时要签署遵守图书馆和档案馆规则的协议。与一般档案馆的要求基本相同，协议要求阅览者妥善使用和爱护资料原件以及遵重文献资料的版权，包括不经过原件版权所有者的同意，阅览者不能以任何方式公布所复制的文献资料。违反者受到的处罚之一是将永远失去使用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特权。

阅览者持这个阅览证可以自由地出入档案馆，并借阅馆内收藏的任何文献。除了珍贵的文物和非常热门的文献通常是影印件外，许多供借阅的历史文献都是原件。阅览者可以影印，照相和抄录这些原件。但只能作为阅览者个人研究使用。

若要阅读和抄写“两蒋日记”，阅览者还必须签署遵守“两蒋日记”的若干规则。阅览者未征得蒋氏家属之明确许可与同意之前，不得对日记之内容，擅自引述，从事出版、传播与公开散布等一切可能触犯著作权法之相关行为。蒋氏家属对于日记里的所有文句内容，保有完整之版权。胡佛研究院并不负担有关违反因引用日记相关规范之一切责任。 “两蒋日记”与大多数珍贵文献一样，供借阅的只是影印件，蒋氏家属要求阅览者只能手工抄录，而不能影印和照相。

我在填写登记表（Visitor Registration Form）时，在“目前隶属关系（Current Affiliation）”一栏中，填为：个体（Personal），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研究机构。在”研究的目的及主题（Purpose and Subject of Research )“一栏中，填为： WWII，Sino-Japanese War， CKS Diaries（二战，中日战争，蒋介石日记）。

档案馆里的阅览室设有多个大长桌，最里面的拼在一起的长桌上是供抄写热门资料“两蒋日记”的阅览者所使用的。我在这两天里，看到好几组的人在集中抄录蒋介石的日记。据网上资料介绍，每年来档案馆查阅和抄录蒋介石的日记的阅览者超过一千人。

我对面坐着一对俄国老人，老头在查阅一本陈旧的笔记本。他不时在逐页拍照，我想象或许他是在查阅和翻拍托洛斯基的日记或笔记。老人有一副大人物的派头，在违反档案馆一次只能从文件盒里取出一个文件夹的规定时，受到工作人员的解释和劝阻，但他完全不当一回事。背着手在阅览室里来回走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在说些什么。

右边桌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在翻阅大量发黄的旧照片，并不时在拍照。这些旧照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她出去午餐时，我打开了她退还在书架上的一包旧照片，发现这些旧照片所拍摄的是二战前后的冲绳地区的日本平民，完全没有兴趣，立即放回。

我还留意到，除了我之外，还有在另外一组好像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在查询关于中日战争的资料，因我无意中听到先前给我介绍档案馆里中日战争史料索引的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在给他们做同样的介绍。

我来胡佛研究院档案馆的主要目的，是查找二战时期盟军中缅印战区（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中国驻印军（China Army in India）的战场记录，以及孙立人将军的有关史料。

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收藏有沈克勤，孙立人将军在1950-1954年的秘书，于2007年12月捐赠的他多年收集的孙将军的有关文件资料。文件资料共分为6个标准文件盒。其中包括孙立人与麦克阿瑟的来往信件，电报；美国前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关于1951年韩战爆发前孙立人倒蒋密件一事，给孙立人义子揭钧的数封信函；孙立人兵变案的有关资料，当时报纸和媒介的反应，和相关人员的来往信件；孙立人在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时的各种演讲原稿、日常行程记录及向蒋介石提出的收复海南岛的计划书；沈克勤为孙立人秘书时的日记；《孙立人传》的手稿；各种战争有关的论文，如《韩战的经验教训》手稿；以及我最想找到的新38师及新1军1943-45年在缅甸作战的战场记录。

我仔细查阅了沈克勤捐赠的这6个文件盒的所有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是允许拷贝的，我影印和翻拍了其中我有兴趣的若干资料和文献。

这几年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二战美军战史-中缅印战区历史系列CBI Theater History Series I/II/III》（CMH Pbu 9-1/2/3），也读了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能很好地互相对应。因为后者更接近于报告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战史，我一直想找到准确和更有说服力的原始战场记录来填补两者之间的空白和差别。

闲暇时，我也在慢慢地阅读和比较史迪威将军的1943年至1945年的日记，以及史迪威当时的幕僚，他的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Col. Ernest Easterbrook）1944年至1945年的日记。一边读，一边与《二战美军战史-中缅印战区历史系列》和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相对照和比较。加上这次在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找到的新38师及新1军1943-45年在缅甸作战的部分战场记录，这些资料的相互对照，印证，应该能帮助我们真实和准确地复原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在缅北作战的辉煌历史。

这幺多资料，我确实是要忙一阵子的了。胡佛研究院的档案馆真是个好地方啊！

老套筒《走进胡佛研究院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