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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雪下个不停。下了车，我快步向移民局走去。
不大的移民局大厅里坐满了人，有的人站着排队等待领取号码。大厅看上去象是旧式火车站的候车室，不过室内的温暖一下子将室外的寒冷挡住了。
一位硕状的黑人警察把我叫住。我瞧了他一眼，他黑色的警帽压得很低，戴着一副厚得象玻璃瓶底的眼镜，满脸横肉，油光发亮。腰前的皮带上挂着一支手枪，手里拿着一根短棍。一看便知道他是检查是否携带危险物品的。我把钥匙放到旁边的一个盒子里，走过安全门，突然我的身上发出“嘟、嘟”的响声。警察把我叫到一边，我赶忙解释说：“我穿的是安全鞋。”他弯下腰去，用手中的短棍在我的鞋上反复探测，鞋子不停地发出响声。警察要我张开双臂继续在我全身探测。然后说：“OK，你可以进去了。”
在大厅里，我将I485的批准信放到了指定的盒子里。我不敢去找空位坐下，只是靠在盒子旁边的一根柱子上，两只眼睛盯着那个盒子，以防别人拿走了或搞错了。过了一会，一位黑女人拿走了我的信，然后通过广播叫起我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将护照递给她。她看了看护照，又瞟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问：“你是龙舟吗？”我赶紧答道：“是。”她飞快地翻着护照，找到一张空页，拿起一块方形印章，在护照上轻轻地盖了个章，然后说：“到这边来盖个手印。”盖完手印，她说：“好了。”我问：“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收到绿卡？”她答：“过半年到一年，我们将把绿卡寄给你。”
走出移民局大厅。在走道上，我翻开护照，仔细看了看那页上的红色印章。上面写着： “合法永久居民的临时证明。”那红色的印章飘着一股淡淡的怪味，似乎又涩又香，好像就是在等待绿卡过程中那种焦虑和盼望的心情。手续就这幺简单，可在等待这个印章的漫长的日子里，人的身心却经历了无数的煎熬和望眼欲穿的盼望。面对着这个印章，我没有丝毫的激动，只是感到压在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块落地了。绿卡呀，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美国生存下去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我们卸下了心灵的重负。我们盼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印章、一张小小的卡片，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安全感和心灵的轻松，那才是我们盼望着的心灵的绿卡。
回到办公室，一位中国同事对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没有去温莎？”温莎在底特律河的东边，与底特律隔江相望，但那里已经是加拿大了。同事说：“我认识的朋友一拿到绿卡就顺道穿过隧道去温莎，然后再回到美国，看看这个印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以回来。”
周末，到温莎转了一圈。回到美国海关时，我把护照拿在手上。海关官员问：“去温莎干什么？”我答：“去吃饭了。”我准备等她检查我的证件。她又问：“带什么了？”我说：“没有什么。”她摇晃了一下脑袋，说：“可以走了。”我走了，可护照她压根都没有看。嘿，我等待多年的再次进入美国就这幺简单。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出国、绿卡在我脑海中又翻滚起来。
在交大校园的东北角，耸立着两栋十八层的研究生楼。在八十年代高楼并不多的上海，它与二十层的包兆龙图书馆也构成了上海一景。走进每个房间，几乎每个书架上都会摆放几本TOEFL和GRE的书。可我的书架上连一本最基本的TOEFL词典都没有，那里却充溢着诗、散文、哲学和音乐这类虚无飘渺的东西。同学们在热火朝天地谈论着前进TOEFL班、考试、护照、签证和侨属关系，可我对这些索然无味，这些现实的东西好像离我万丈遥远。有时，我会有意离开人群，拿着竹笛到走廊上，吹上一曲《一剪梅》，让思绪在梅花盛开的乡野里自由的驰骋。有些好心得同学劝我：你应该生活得现实点，你得有个人把你拉回到现实中来，否则你完了。我一直在想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和心灵的平静，就够了。出国也罢不出国也吧，那都不过是一种种生命的轨迹罢了。我想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小窝就足以。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自己当初这般麻木，我惊讶不已。
在一次主题为《英语和我》全校研究生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以《我讨厌学英语》为题获得第二名。我充满激情地说：“我讨厌学英语，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用这个时间去学别的东西、去工作，我们一定会做出更多更出色的事……，但我们又不得不去学。有着几千年文明并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落后了，我们要学习西方现代科学，要到图书馆查阅EI、Scoemce Imdex，要到国际会议上去介绍我们的成就，想到美国来求学……。我盼望着有一天，全世界都来学中文，就像我们今天学英文一样……”那天我赢得了最大的掌声。会后，一位研究生院的领导用欣赏而又关心的口气对我说：“你的演讲不错。不过你的观点会让那几位白人外教评委害怕，他们会感到黄祸的威胁。以后说话不要过激。”
我时常漫步在包兆龙图书馆宽敞的走道上，有时会在墙壁上悬挂的一群学部委员的大幅油画像前伫立许久。钱学森的画像最引我注意。他相貌端正，前额饱满，面容慈祥，绿色的军装泽着光彩。这位中国首席科学家在我心中占有崇高的位子。这位加州理工的博士，三十五岁就是麻省理工的正教授，在他事业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毅然离开了麦卡锡主义蔓延的美国，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他再也不愿踏上美利坚一步。他的伟大不仅是作为一名科学巨匠的伟大，更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的伟大。在这里就请我们原谅他做的一些象为“大跃进”推波助澜这样的蠢事吧。今天当我们对美国眷念不舍的时候，就更觉得他和他那个时代学者的伟大，自己的渺小。
出国是别人的梦。毕业了，有的人踏上了去落山矶的班机，有的人到深圳去掏金，有的人使劲地留在上海。我却非常平静地回到了故乡，又找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船舶研究所，因为我喜欢那里近乎于世外桃源的生活。夏天，茂密的树叶遮盖着宽敞的道路，阳光照进来只在路上留下几块小小的亮点。傍晚十分，人们摇着芭蕉扇，在宽阔如茵的操场上幽闲地散步。每个研究室又有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矮小的灌木和五彩的花卉。洁白的枝枝花的香味会随着微风飘到实验室来。我们还时常到海上去做实验，那清亮得近乎于透明的海水经常让我激动不已。外面的世界在变，可这座大院好象与世隔绝。我对生活并没有太多什么奢望，这种近乎于陶渊明笔下的生活对我足以。为什么要颠沛流离，飘流异乡呢？什么要把青春的才华献给别人呢？
一位同学从深圳出差到我这里。在宿舍里，我们海阔天空，畅叙着各自的生活和爱情故事。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说：“走吧，到我们招待所去吃饭。”我们起身，他望着我，我也望了他一眼，补充说：“我们招待所的小炒挺不错的。”他淡淡地笑道： “到外面去吃吧。”我何尝不想请朋友到外面去，但每个月不到两百的收入让我却步，这时一股穷秀才的寒酸略过周身。朋友见我不语，就拍拍我的肩说：“走吧，到外面去吧，我请客。”我赶紧说：“怎么能叫你请客呢？我是主人。我们招待所真的不错。”朋友笑道：“你干吗呀？咱们谁跟谁。我现在的收入是你的十几倍，以后你有钱了，再请我吧。”我肩膀松弛下来，摊开双手，叹了口气：“那好吧。”
钱，多么实在的东西！我要生活，要去花前月下，要面对着结婚。在女友的生日和圣诞这样的日子里，我只能买几枝鲜红的玫瑰和几个色彩斑斓的轻气球，在一张精美的卡片上写上一首空中楼阁般的诗。我实在没有钱去一个装璜华丽的餐馆，没有钱去买戒指项链，没有钱去为她绝佳的身材添置漂亮的衣衫。作为男人，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惭愧。
梦破了，现实就在眼前。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路：红路、黄路和黑路。察言观色的红道和布满陷阱的黄道不适合于我这样儒腐的书生，国内博士的黑袍似乎又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路可以走了。为了生活为了挣钱，只好走吧，到美国去。当到书店去买托福和ＧＲＥ书籍时，我对自己的麻木感到惊讶，就问自己：这几年，干什么去了？
两年半以后，当我再次到上海准备从虹桥机场蹬机的时候，同学惊讶了：“你也出国了！”“这幺快！”“你还找了个台湾奶奶，办了直系！”
正巧，交大的一位老师同机到美国出差。她问我：“到美国留学，激动吗？”我摇摇头：“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跟你一样，就好像出一倘长差。”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对于生活，只充满了无奈。只盼望着将来买东西时候不再想口袋里的钱够不够。出国只是一个目标，有了目标就向前走吧，达到了就松下一口气。
飞机在淡淡的白云中穿梭。隐隐约约能看见下面的大海和岛屿。祖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眷念吗？我也说不清楚。面对出国前繁杂手续的煎熬，面对养尊处优的科长处长们的官腔，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又有什么眷念的呢？听人讲，美国人际关系简单，美国人的性格直率，那就去吧，去追求绿卡吧。也许在那里能重新拾起梦中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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